商人的这种作法貌似宽弘，但本质上却是垄断与独占。因为“通天地的手段与政治权力有直接关系，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天、神是知识的源泉，通天地的人是先知先觉。……能够先知先觉的或是说人们相信他能先知先觉的人，就有领导他人的资格……通天地的各种手段的独占，包括古代仪式的用品、美术品、礼器等等的独占，是获得和占取政治权力的重要基础，是中国古代财富与资源独占的重要条件。”133正因为如此，商人对来自多方的多种具有通神含义的原龙纹不但不予排斥，反而主动地进行收集与采纳（即远方แ图物），将它们统统铸刻在各种礼器上，让它们统统为ฦ商王朝服务。商王朝“掌握各地方国的通天工具，就好像掌握着最多最有力的兵器一样，是掌有大势大力的象征。”134๒这些起通神作用的纹像以各种礼ึ器为载体，出现在商王朝的祭祀活动上，不仅满足了商人的宗教心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其他诸部族的宗教心理，从而起到精神上的安抚与威แ慑作用。更为重要的，这些纹像还是以辨别“神奸”的标准出现的，非我即“奸”，这显然带有强烈的政治约束力。由此看来，所谓“贡金九牧”，用来自各方แ国的金属原料来制鼎，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商王朝对各方แ国金属资源的剥削掠夺，很大一部份原因是出于政治目的：商王朝用九牧贡金所铸礼器祭祀所获知的天意，对商人及各方国部ຖ族有着同样的权威性和约束力。可见，“远方แ图物”与“贡金九牧”的背后，都隐藏着商王朝垄断权力、独掌神意的真面目。
二）桃形头，吻部突出，额部有菱形纹，一头双身，身长微曲。这种形态的“龙”纹陶器目前只见到一件残片，陶片上雕刻的线条内涂ิ有朱砂，“龙”纹眼眶内还涂有翠绿彩色，这使得整个ฐ纹饰充满了神秘感。值得注意的是，“龙”纹上部还可见到一只四肢向上仰卧的小兔，这说明陶器的完整纹饰似乎ๆ是由多种动物组合而成的。一头双身的龙纹在商代青铜器上极为常见，偃师二里头早期文化的这种陶纹可以说是开一头双身龙纹之先声。但是从形态上看，二里头“龙”与商龙显然不同，它还是属于经艺术化处理的蛇纹。插图殷墟龙纹陶片
按照以往的龙起源研究的一元论观点，龙起源于单一某种原型，并有一个由á简单到复杂的直线演化模式。然而这种演化模式根本无法将已知的各种原龙纹安排得当，实在难以自圆其说。其实，无论是从中国文明的演化，还是从原龙纹的产生、演变中，我们都可以看出，中国的史前文化是多元的，出现在各类型文化中ณ的原龙纹也是多元的，因此龙的起源必然是多元的。这些起源于多元的原龙纹在经过了长时间的并行、共存之后，最终全部ຖ相对稳定地延续到商文化中。这种演化过程是车辐式的，即由多元归集于一个ฐ中心。原龙纹的这种归集过程，也就是真正的龙纹的形成历程
汾河流域原龙纹被考古界称为“蟠龙纹”，照此说法，这当是迄今在中ณ原地区所见的最早的“蟠龙”图像。1o9蟠龙纹是商代重要纹饰之一，汾河流域原龙纹主要形态结构与商代蟠龙纹几无二致，二者的渊源关系无可置疑。关于汾河流域原龙纹的原型，有学者认为ฦ是鳄：“陶寺龙的头部似鳄，龙身的遍体鳞甲â与对称成行的鳄甲也相似。”11o乍看上去，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陶寺先民对鳄太熟ງ悉了。在陶寺大墓中，与“蟠龙”盘同时出土的就有鼍鼓。“鼓皮已๐朽，但骨腔内常见散落的鳄鱼骨板，数枚至数十枚不等。由á此可证，原以鳄皮蒙鼓，即文献中记载的鼍鼓无疑。”111可见鳄是陶寺先民捕杀的对象之一。然而，汾河原龙纹是艺术加工痕迹很重的图像，有学者甚至认为“这个纹样，显然已๐无法直呼其为哪种动物了”，1้12๐陶寺先民在创作它时，使它带有一些鳄的特征是不足为ฦ怪的。但是，汾河“蟠龙”的头、颈、体、尾全无明显界限，身体长而蟠曲，无足，形态特征与鳄截然不同，它的原型显然是自然界中的蛇。
很明显，韩非说的龙是一种实在的动物，它的特点是能ม骑、有鳞、能伤人。伪托为ฦ春秋时候管仲所著，实成书于秦汉之际的《管子·水地》言道：
云：
化合式变形的具体手法，主要可分为“加角”、“移植”两ä种形式。
1）加角
加角，就是给各类来自自然界的诸多无角动物形象的头上强加上一对角，角的形式则无定规。加角是化合式变形的主要形式之一，也是龙形成的关键性步骤之一。
角对龙的特殊意义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东汉王充在《论衡·龙虚变》中载：“短书云：‘龙无尺木，不能ม升天。’”短书，指前代竹简，王充不能ม言其确切的年代，足见其年代相当久远。王充认为ฦ，尺木是指很短的直立的植物茎干，而“龙无尺木”之句则ท应当解释为“龙如果连小树那样的依赖之物都没有即无法升天”。这显然与古籍中对龙神通的普遍记述不符。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提出了新的看法：“龙头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龙无尺木，不能ม升天。”依段氏所言，尺木似为龙角。龙如无角，即有降格为凡兽之虞，其神通也自然大减，无法升天了。再看甲骨文中的龙字，角也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之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