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决心以顽强的意志和臣僚们作持久的对抗，臣僚不让他立常洵为ฦ太子，他也不立常洛为ฦ太子，甚至不让常洛举ะ行冠礼以便向翰林院的官员就读。像这样双方แ坚持达十年之久。
皇帝和他的臣僚熟读诗书，知道经典史籍赞成臣下向无道之君造反。但这无道必须到达桀、纣的程度，即以极端的残暴加之于臣僚和百姓。现在的万历皇帝却并非如此，而且除了不理上述性质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阅其他奏章。也就是说，他的消极怠工，放弃自己的职责，是有所选择的，他自己้可以理直气壮地表示，他是在奉行道家“无为而治”的宗旨。对于这种情况，臣僚们是找不到任何经典中的训示来造反的。所以，不满甚至愤激的情绪尽管不断ษ滋长，却始终没有发展成为ฦ“诛独夫”或者“清君侧”的内战。
申时行下决心当和事佬，固然有以上的理论及经验作背景，但也与个ฐ人利害有关。
这种攻击是经过深思熟虑，按照预定步骤进行的。整个ฐ方式可以称为“去皮见骨”。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诸如一句经书的解释，一种谐音的讽刺，一张不署名传单的内容，一个考题的不当等等，有时也可以在奏章上提出一个ฐ冤案，参劾一个不知名小官的家庭琐事，或者以论水利ำ和研究马尾巴๒发难引出本题。利用这些小事可以促使公众注意，引起文官参加，假以时日，使小事积累而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而成为整个ฐ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ท须前后衔接，第一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决不轻率采取第二步。而且出场交锋的人物起先总是无名小卒，直到时机成熟才有大将出马。这种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里的人物，都已๐看透，他们可以从青萍之末，预ไ测大风暴的来临。
因之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ๆ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人事考察条例，也就从这里着眼。按照规定，四品以下的地方官三年任满应当入京朝觐述职，由皇帝及有关部门核定他们政绩的优劣。但是全国有一千一百多个县，任何精明强干的人事官员也无法详细知道他们的具体成绩，而只能在大节目上斟酌一二。如果一个地方แ官所统辖的地区安静无事，税收没有多大亏欠，该地区的民风就是“淳厚”而并非“刁顽”，这一位地方แ官必为好官而非“浮躁”或“才力不及”。京官六年一考核，名为“京察”，考察也很难根据实际能力和成绩，而大抵是视其人事应付能ม否得宜而有其上下高低。京官对这种考核总是战战兢兢，因为一旦得到一两个不良的评语，则一生事业可能立即付诸东流。本朝历史上最严格的数次考察，曾使两ä千多文官停职降级。在当政者来说，没有这样的办法，朝廷上就无法去旧迎新；在被考核的文官来说，这样大批的斥退的确令人寒心，于是他们更要互相照顾ุ，以作为保护安全的必要手段。
这种伦理教育所收到的效果，可以用前面提到的邹元标为例。邹元标在157๕7年得中ณ进士，时年二十六岁。当时他还没有任何官职，然而根据圣贤的教导，他竟上书指出张居正的不肯丁忧的可耻可恶。这一封奏章使他在午门外受到เ廷杖，进士的头衔革去，降为士兵，流放于贵州的穷乡僻壤。一去五年，直到15๓83年冤案昭雪，他才被召回北京，任命为给事中，职司监察，穿上了绣有獬豸的袍服。到任不久，他又上书直接批评万历不能ม清心寡欲。皇帝用朱笔在奏章上批“知道了”三个ฐ字，给他面子，免予追究文句的唐突。然而邹元标不识抬举，过不多久，他二次上书，奏章上的用语更无忌讳，竟说万历扯谎，有过不改，而且引用“欲人勿闻，莫若勿为”的谚语，揭穿皇帝ຓ的装腔作势，说他没有人君风度。这就不能不使万历勃然震怒，准备把这个不知感恩的谏官再次廷杖。
《万历起居注》书影。万历元年正月初ม五日，小皇帝传谕内阁提前举ะ行日讲。经筵和其他所有的仪式一样，必有其目视耳听的对称均衡。先一日用楷书恭缮的讲义此时已经陈列于案几之上。在赞礼官呼唱之下，两员身穿红袍的讲官和两员身穿蓝ณ袍的展书官出列ต。他们都是翰林院中的优秀人员。讲官面对皇帝，展书官在书案两侧东西对立。接着是讲官叩头，叩头毕，左边的展书官膝行接近书案，打开御用书本讲义，用铜尺压平。此时左边的讲书官也已经趋前，站在中央的位置上，开始演讲。讲完后，书本盖覆如前，讲官及展书官退列原位，以便右边的同僚履行任务。左边讲官所讲授的是“四书”，右边讲官所讲授的则为历史。此种节目，历时大半天只有讲官可以口讲指划，其他全部人员都要凝神静听，即在皇帝亦不能例外。如果当今天子偶然失去了庄重的仪态，把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之上，讲官就会停止讲授而朗诵：“为人君者，可不敬哉?”这样的责难不断重复，决无宽贷，一直到这个为ฦ人君者突然发现自己的不当而加以改正，恢复端坐的形态为止5。
抄没后的财物一百一十台被抬进宫门，其中ณ包括御笔四纸，也就是当年皇帝赏赐的、称颂张先生为ฦ忠臣的大字。财物中并没有值得注意的珍品。万历皇帝是否亲自看过这些东西或者他看过以后有无反应，全都不见于史书的记载。当日唯一可能阻止这一抄家措施的人是慈圣太后，但是她并没有这样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