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甚者，很多土著不信任清廉的官员而对不怎么เ清廉的官员反而感到亲切。譬如。西北某中等城市有位市委书记，在任七八年，没给自己的亲属子女解决过户口，安排过职务，虽然政绩平平，但清廉可说是清廉的。离休后，土著们评论起他来却说“他连自己的亲属子女都不顾，还会顾咱们老百姓吗？！”不错“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连自己的家都没有“齐”逞论“治国”？还有的土著把官员是否收礼来衡量这官员是不是“跟群众打成一片”“对群众的态度”有篇小写的就是这个内容：有位清廉的官员上任后一本正经，下属见了敬而远之，弄得他也很苦恼，一次他生了病，人们纷纷提了礼物去看他，而他也照单全收，这才把关系搞好起来。看到报纸上登某某官员拒收贿赂，有的还有确切的数字——“拒收二十一次，共三万七千二百元！”土著们就对此大有怀疑：“每次贿赂给他的钱他都先数了再还给行贿者？”“他怎么不把行贿者当场抓起来交给公检法处理？以致人们一次次地向他行贿。”“这三万多是他报的，还有没报的呢？”等等。有个较为富裕的土著个体户跟我聊天说“我一听见‘廉政’就害怕！”我奇怪地问，廉政对你只有好处，那是针对干部的又不是针对你的，你怕什么？他说“干部不廉政，我花些钱还能办成事，一廉政，干部不收礼了，可也不办事了，对于咱们个体户来说，真是得不偿失。其实我要办的事也都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又不是犯法的。我只求办得快一点，顺当一点而已。”“两害相权取其轻”不清廉似乎ๆ倒能提高办事效率，这种现象怎么解释？
第一，前些年，如果有人把“政府总理”和女人的三角内裤结合在一起，马上就会被捕。捏造总理给女人内裤题词的小贩，至少要以“污蔑党和国家领ๆ导人罪”判上三年五年。而如今，小贩假借总理的名义推销自己้的商品也无人过问。在商品经济大操的冲击下“政府总理”这一崇高的头衔在人们心目中已๐失去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
俞连斯登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个ฐ子不高，红润清癯的脸，花白的头发很整齐地梳向脑后，穿一身黑色的老式西服，完全是上一个世纪欧洲绅士的派头。他，就是在决定谁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文件上签字的人。也就是说，谁获得诺贝尔奖，谁不得诺贝尔奖，大部ຖ分的决定权在他手上。
寒暄已毕，他先向我们介绍瑞典文学院的。瑞典文学院建在一七八三年，是至今仍被瑞典人怀念的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创建的。当时，完全模仿法兰西学院的建制，主ว要任务是发展瑞典文化。因为瑞典语言的发展和文学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一开始就着手编订瑞典文辞典、从瑞典文的头一个字母一直编到最后一个字母。它就是我们在长廊的一间图书室中看到的那ว些书。那些书在他们历史上的意义，很像我国的《永乐大典》。可是他们的辞典保存得很好，而我们的《大典》却散失殆尽。
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只是瑞典文学院的一项附属工作。俞连斯登特别强调“附属”这个词，我个人的感觉，他有一种要表现出瑞典文学院还有更重要的工作的语气。他说，承担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是从一九○一年开始的。在当时，就有院士不赞成揽这一个差事，觉得由瑞典来承担世界性的文学评奖是很困难的，并且这也不是瑞典文学院该做的正经事，因为各项ำ诺贝尔奖金完全不像我们现在看到เ的这么崇高。后来终于接受了（为什么又接受了此项工作，俞连斯ั登没有说，我个人估计是为了可以多得到些经费支持）。而一旦接受了此项ำ工作，就必须建立一个庞大的图书馆。他说，你们过一会可以去参观这座图书馆。
瑞典文学院有十八个院士，一半以上是作家，其余的是语言学、人文科学的教授。院士由á选举产生。学院的一切事务政府无权干涉；在瑞典，各学院都是独立机构，不隶属于政府某个部门。院士一律是终身职，不受任何一届政府的影响，也就是说不管政府由哪个政党执政，院士都不随之进退。不过，政府也不提供一文钱的经费，学院的经费完全由私人资助。诺贝尔基金会提供了学院的日常费用（这是关键之所在）。
这十八个ฐ终身职的院士又选出“五人委员会”、由这“五人委员会”来决定谁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世界各国的文学家组织都有权向瑞典文学院提出候选人，学院每年要收到一百到一百五十名的候选人名单。这时，文井同志问，我国的吧金和艾青是不是在名单上。俞连斯登说“在名单上。还有一个中国作家，叫沈从文。”文井同志又问，他们是否能ม够获得诺贝尔奖金？俞连斯登笑了笑说“这是绝对保密的。我只能ม透露一件事，就是今后诺贝尔文学奖金的颁แ发，将偏重于中东和远东国家，因为这些地区的作家近年来还很少得奖，但这些地区的文学最近有了很大发展。”
俞连斯登又说，年的名单上，有许多是多次被提名的人。事实上，要做到公正是很困难的（说到这里，他带着歉意的表情）。因为不管“五人委员会”也好，十八院士也好，他们不能读绝大部分推荐作品的原著，只能靠译成瑞典、英、法文的译本。
最后，他说，他们知道中国作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