撞击，对于西方文化的生吞活剥以及政治斗争的剧ຕ烈、新旧观念的交错，使得这段时间人们的思想经常处于动荡、变化和不稳定当中，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将思想细细地梳理，认真地想一想一种主张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他们只是像小贩一样随波逐流地乱叫一气———先进者已接受或迈向乌ไ托邦，落后者仍抱住“子曰诗云”、“正心诚意”不放。同一人物，思想或行为的这一部分已经很开通很进步了，另一方面或另一部分却很保守很落后。而同时，一个人的政治思想可能是先进的，世界ศ观却可能是落后的；意识这一块可能是前的，生活习性这一块却完全跟不上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构成了那一段时间一幅极其错综复杂的风景。
相对于李鸿章，伊藤博文的知识结构以及他的理解力要比李鸿章高出一筹。伊藤博文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要比李鸿章开阔和新奇得多。他学过汉语，受过儒学影响；在倒幕运动中又学会了英语，从西方文化当中学到了很多东西。186๔3至186๔4年间，伊藤博文曾经留学英国，时间虽然不长，但所见所闻所学，尤其是对于西方社会和文化的亲身接触，已使得他对西方社会有一种直观的感受，思维方式也有很大改变。在英国，伊藤博文亲眼目睹了“统一”和“隆盛”，决意要走一条西方列强的强国路，并下定决心要从改革政治制度入手，“非撤废封建制度不可”。与李鸿章的“盛年不学”不同，伊藤博文在日本政要中一向以“勤学家”和“读书癖”著称，他勤于学习，即使是做了总理大臣后，仍经常驱车至习惯去的丸善书店看书，即使再忙，也经常手不释卷。伊藤博文最爱看西方政治家的传记，《拿破仑传》、《彼得大帝传》等外国“历史传记之类”的书籍，他基本都涉猎过，并且，从此类书中得到很深的启示。后来，伊藤博文承认，“以前实施了的海防献金和保安条令，均是取法于《加富尔传》和《俾斯麦传》”。正因为如此，伊藤博文对西方แ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军事等都比较熟悉，也有着深入的理解，并且形成了切合实际的看法和主张。伊藤博文比李鸿章小18岁，但他第一次踏上欧洲国土却比李早33๑年。伊藤博文留英归国后，40多年间，又4次下西洋，4次来中国，在欧美考察的时间一共达5年半之久。丰富的西洋阅历，使他更了解世界ศ的大势和各国的情形。显然，按近代文化标准，伊藤博文要比李鸿章“文明开化”得多，在对西方文化以及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上，也深入得多，这使得他对于事物的看法，对于世界ศ的理解以及在入世的洞察力和掌控力方面更胜一筹。
第六十四章
第九章
羞对后生6
反观李鸿章，他有着好学的精神，有着改进的欲望，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力也可谓深入。但李鸿章对于西方的了解，显然要比伊藤博文差很多。在深入理解上的薄弱，使得李鸿章在碰到事情时，便有些薄弱和力不从心，那往往表现为就事论事，在做事时缺乏高妙的手段和策略，也表现在对于事物的核心往往缺乏敏感力和觉察能力。以李鸿章的外交为例，李鸿章的外交思想的核心是以夷制夷，辅之以息事宁人韬光养晦的原则。中法之战，李鸿章希望利用英德以制法，被证实不成功；中ณ日之战，李鸿章又打算利用俄、英以制日，同样被证实不成功；德国强占胶州湾时，李鸿章又希望利用英、法以制ๆ德，还是没有成功。不仅仅都没有成功，反而屡失良机，频频受骗。这些，都由于李鸿章缺乏对于列强本质的熟悉，缺乏对于世界大势的判定。1้896年李鸿章访俄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谈及对李的印象说：“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从我们欧洲的观点看，他是没有享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
在李鸿章的思想中ณ，对于西方真正的精神和思想的理解是浅显的，是支离破碎的。而理解力，往往决定实践水平。比如说在“国家”以及“国民”的理解上，李鸿章们显然就没有这样的意识，而建立“国民国家”却是近代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相比较而言，日本明治维新就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国家由封建性转向资本主ว义的同时，也完成了“臣民”向“国民”的转化。它的课题一分为二：一是创立日本国，二是形成真正的日本人。前者是民族革命的课题，即建立与其他国家对峙的中心集权的国家，而后者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课题，为了利用人民的创造性和全体意见支持这个国家，从而实行改革以形成国民。日本较好地利用了西方的“开明之风”完成了“臣民”向“国民”的转化。这种转化是与近代生产力的展和西方科技的引进与生产同步完成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日本所进行的明治维新比李鸿章所实行的洋务运动要高妙很多。而李鸿章呢，显然他没有意识到“臣民”向“国民”的转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过程，在洋务运动中，他只想埋头“就事论事”，“求强求富”只是变成物质甚至只是军事上的单骑突进，这样的结果，势必造成洋务运动的短足，也造成洋务运动缺乏支撑的力量，从而遭受到四面各方的挤压，变得越来越逼仄。最终的结果是，洋务运动不可避免地钻入了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