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都逢迎内阁旨意，言外之ใ意乃是首辅专权跋扈。这两次攻击依然无效，但是他们参劾礼ึ部尚书徐学谟却取得成功，徐被迫去职。参劾者表面上的理由是他在选择皇帝陵基的地址时，没有广泛地听取堪舆专家的意见，以致没有选到一个真正的吉穴，但真正原因乃是徐学谟已๐被视为张居正的私人，而他在最近又把女儿嫁给了申时行的次子申用嘉。
这种复杂性首先见于税收。本朝一千一百多个ฐ县，表面上看来都是相等的行政单位，但实际每县税粮总数不仅不同，而且相去极远。在多种情形下，总数一经规定，就因袭而不加修改。一个富裕的县份，其税粮总数可以是一个穷僻县的三百倍到เ五百倍之间。
即算本朝推行伦理道德以作为ฦ治国的标准，收效不如理想，可是也别无更好的办法。假如没有这些观念和原则，我们政府靠什么而存在?如果放弃“四书”上说的正心诚意，仁民爱物，嫂溺则手援，如何能使两千名京官对事情有一致的看法?又如何能使一万八千名地方官和衷共济，或者无端受罚而仍然歌颂“皇恩浩é荡”?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去教育全国约一百万的读书人，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去表彰他们的祖先、寡母、贤妻?个人的私心会随时随地变迁，只有伦理道德永恒不变。古代的圣贤写作“四书”的时候如此，朱熹注解“四书”的时候如此，今日仍然如此。正因为如此，它才可以在经筵上被讲解者发挥，也可以在墓志上被镌刻，以为后人的典范。
科举制度的重要性又在社会风气中得到反映。一个读书人如果不入仕途，则ท极少有机会表现他的特长，发挥他的创造能力；也极少有机会带给一家、一族以荣誉。所以一个ฐ人的进学中举，表面上似乎只是个人的聪明和努力的结果，实则父祖的节衣缩食，寡母的自我牺牲，贤妻的茹苦含辛，经常是这些成功的背景。无数的祭文和墓碑，可为例证。这些文章多有出自儿子或丈夫的手笔，其中歌颂母亲或妻子给他们的赞助扶持，文句悱侧动人，情节也真实可信。皇帝赐给臣下的诰命，也针对这种感情上的需要，恩赐荣典，大多包括妻子以及祖宗三代。此外还有规定：本人可以辞去诰命而转封他们的妻子和祖宗三代。即使获得诰命的先辈早离人世，也无碍于授予。旧的墓碑可以取去，而代之以镌刻着新า的荣誉的墓碑；画师可以根据生者的口述画出死者的遗容，画ฑ上的袍服，像主可能ม一生未曾经眼。这样对祖先表扬，也是对子孙的策励。这些诰命又可以传之百世，作为后人楷模。所以辞去自身的恩命而转封于先辈，实为一举ะ两得。首辅申时行深深了解其内情，在不久之前就替二辅许国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