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式组合是指商人在一件完整器物上使用多种动物造型组合的艺术手法。为了适合混合式组合的需要，这些动物造型多产生艺术化变形或减省，但就每个动物造型而言，它们仍然以独立的艺术单元出现，它们一起构成了一件完整的器物。这正是“混合式组合”与“化合式变形”的本质区别ี。在构成器物的各种动物造型元素中，龙纹占有怎样的地位呢？
加角，就是给各类来自自然界的诸多无角动物形象的头上强加上一对角，角的形式则无定规。加角是化合式变形的主要形式之一，也是龙形成的关键性步骤之一。
夏代的原龙纹大多取象于蛇，这使我们回想起了新石器时代原龙纹中的汾河流域蛇纹。当前考古界普遍认为，汾河流域蛇纹所属的陶寺文化当属于早ຉ期夏文化，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有着直系的渊源关系。陶寺文化、偃师二里头文化原龙纹均以蛇为ฦ原型，这种情况是符合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谈到เ过的原龙纹的演化规律的。然而在夏代，单一以蛇为原型的原龙纹上，出现了较多的变化，这是一种新的迹象。这似乎在告诉我们，这一时期，原本基本忠实于原型动物的原龙纹已然生了变化。因此，我们在确认夏代无龙这一事实的同时，也应当充分认识到，夏代社会与文化的变革为龙的形成作出了物质与精神上的准备，龙形成的序幕就此拉开了
神龙能为高，能为下，能为大，能ม为小，能为幽，能为明，能为短，能为长。昭乎其高也，渊乎其下也，薄乎天光也，高乎其著也。一有一亡，忽微哉，斐然成章。虚无则ท精以和，动作则灵以化。於戯。允哉！君子辟神也。
“龙的原型来自春天的自然景观蜇雷闪电的勾曲之状、蠢动的冬虫、勾曲萌生的草木、三月始现的雨后彩虹，等等。……其中ณ虹是龙的最直接的原型，因为虹有美丽、具体的可视形象。”⑨
这张“家谱”显然没有任何现实依据，它的产生只不过是古人对古器物上的龙纹进行猜想的结果。
先秦古籍中ณ所载的龙纹器物最多的是龙旗，仅《诗经》中就有“龙旗十乘，大糦是承”（《商颂·玄鸟》）、“龙旗阴阳，和铃中央”（《周颂·载见》）、“龙旗承祀，六辔耳耳”（《鲁颂·閟宫》）等诗句。这些龙旗均用于享祀仪礼，不仅商王武丁、诸侯王鲁僖公祭祀เ用龙旗，诸侯来朝助祭周武王时也用龙旗。我们知道，龙纹具有沟通天地使者的含义，也是使用者特殊身份的标志，统治者在祭祀仪礼中使用龙纹旗帜的用意也在于此。我们现，有的文献记载表明，上古龙旗上的龙纹有些表示ิ的是星象。西汉画像砖（石）中，既有作为神兽出现的龙纹，又有表示星象的龙纹。我们据此推测，上古龙旗上龙纹的含义亦有多种。可惜的是丝织品极易腐朽，我们没有文物依据来证实以上论断ษ。
在先秦古籍中，龙纹还用于帝王的服装ณ。《尚书·皋陶谟》载：
帝曰：“……予预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
即将日、月、星、山、龙、雉六种物象绘在上衣上。《左传·桓公二年》载有臧哀伯提出的“火、龙、黼、黻，昭其文也”的说法，据臧哀伯说，画火、画ฑ龙、绣黼、绣黻的目的是显示“德”：“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而之，以临ภ照百官。”又据《礼记·玉藻》载：
天下玉藻，十二有斿，前后邃延，龙卷以祭。
郑玄注：“祭先王之服也。龙卷，画龙于衣，字或作兖。”由此可知，上古帝王服饰上的龙纹是为其政治与宗教观念服务的。关于服饰上龙纹的含义，郑玄注：“龙，水物；画水者并画龙。”郑玄这种龙纹代表水的观点很可能来自于《周礼·冬官·考工记·画缋》中“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龙，鸟兽蛇”的记载。然而，这种观念应当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才形成的。综观商周青铜器上的龙纹，多与各种动物形象混杂在一起，我们看不出龙与水的特殊关联。
上古龙纹衣装我们迄今尚无缘得见实物，值得庆幸的是，远在蜀地的今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像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形象资料。（插图三星堆）17๕1这件大型青铜立人像出土于二号大型祭祀坑中，其时代相当中原地区的晚商时期。人像自冠下至足底高1635๓厘米，与现今四川人的平均身高差不多，足见其写实程度之高。人像身躯直立，两臂斜举至胸前，双手握成环形。人像手中所执物应是琮，因为同祭祀坑中还现有“双手”分开平置于胸前，手中ณ各执一件琮”的小型青铜人像，“恰为大青铜立人像手执物提供了佐证。”17๕2关于大型立人像的身份，研究者普遍认为“它象征的应是这里主持祭祀เ的巫师”，“象征当时蜀人中ณ的群巫之长，也可能就是某一蜀王的形象。”173๑这具人像头戴花状高冠，身上即穿一件鸡心领ๆ左祍长襟龙纹上衣。据掘简报的描述可知，“衣上右侧和背部主要饰阴刻๑龙纹，龙昂头张嘴，颌๒下有须，长颈่，尾上翘。左侧主ว要饰回字形纹和异兽纹。”174从图象观察，作为服装主纹的异兽纹头长后弯的羊角形角，细颈巨口，颏下有须，身躯细长，长尾上卷，双翼巨爪，我们认为这当属另一种龙纹。在三星堆一号祭祀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