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把全部文官罢免，而代之以不同的组织和不同的原则，身为首辅的人只能ม和文官合作，按照他们的共同意志办事。申时行没有忽略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虽称公仆，实系主人；有阳则有阴。他必须恰如其分地处理此中ณ矛盾。时势要求申ã时行充当和事佬，他就担任这样角色，至于别人的评论如“首尾两端”之ใ类，就只能付诸一笑。
事都逢迎内阁旨意，言外之ใ意乃是首辅专权跋扈。这两次攻击依然无效，但是他们参劾礼部ຖ尚书徐学谟却取得成功，徐被迫去职。参劾者表面上的理由是他在选择皇帝陵基的地址时，没有广泛地听取堪舆专家的意见，以致没有选到一个真正的吉穴，但真正原因乃是徐学谟已被视为张居正的私人，而他在最近又把女儿嫁给了申时行的次子申用嘉。
这种办法，即以“责任”二字为交代。一个地区发生了问题，府县官自然责无旁贷。例如三千亡命之徒，丛聚为盗，当地地方官必受检举ะ。他可以被指责为ฦ因循贻误，缺乏胆识，以致事态不可收拾；有时被检举ะ的罪名，也可以完全相反，而被论为ฦ浮躁轻率，以致迫使亡命之徒铤而走险。这样，凡是发生事故，中枢之是否能ม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已无关宏旨，上级总可以归罪于下级地方แ官。周密的调查既费周折，而如果受罚者又提出证据为自己้辩护，如所出事情，在他到เ任之前滋生，或者其差错在于邻๑府邻县，或者由于上级指示错误，则法庭也无法结案。案悬不结，责任不明，必将破坏全部文官机构的规律，失去以后赏罚的标准。
即算本朝推行伦理道德以作为ฦ治国的标准，收效不如理想，可是也别无更好的办法。假如没有这些观念和原则ท，我们政府靠什么而存在?如果放弃“四书”上说的正心诚意，仁民爱物，嫂溺则手援，如何能ม使两千名京官对事情有一致的看法?又如何能使一万八千名地方官和衷共济，或者无端受罚而仍然歌颂“皇恩浩荡”?我们还有什么เ更好的标准去教育全国约一百万的读书人，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去表彰他们的祖先、寡母、贤妻?个人的私心会随时随地变迁，只有伦理道德永恒不变。古代的圣贤写作“四书”的时候如此，朱熹注解“四书”的时候如此，今日仍然如此。正因为如此，它才可以在经筵上被讲解者发挥，也可以在墓志上被镌刻，以为后人的典范。
经筵举ะ行的时间一般在早朝之ใ后，皇帝在大汉将军二十人的保卫下首先驾到。在这文质彬彬的场合中，大汉将军也免除甲胄而穿上袍服，但仍携带金瓜等等必不可少的武器。皇帝在文华殿面南坐定，传谕百官进入，行礼如仪。至此，鸿胪寺官员将书案一张摆在御座之前